鲍勇剑：何时应拉响警报？洞悉危机决策的法则 | 瞰见×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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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我们摘选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鲍勇剑“哑火的信号枪——弱信号下危机决策的窘境”直播课的内容，盘点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发展过程，洞悉危机决策的法则。
盘点新冠疫情初期的发展过程，有助于我们洞悉危机决策的法则。
未来十年，中国企业将面临一系列危机决策的窘境。从逆全球化到人工智能替代，动荡环境的各类弱信号频频出现。因此，建立一个基于危机决策的管理模型刻不容缓。
在复旦管院后EMBA与复旦商业知识联合开设的“哑火的信号枪——弱信号下危机决策的窘境”直播课中，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鲍勇剑，从分析危机信号枪哑火的内在逻辑开始，阐述危机决策与常态决策的根本区别，呼吁企业建立基于危机决策的管理模型。
根据披露的报道，对新冠病毒的蔓延传播，我们看到至少有四次预警机会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一线人员多次扣响扳机，可是预警危机的信号枪要么哑火，要么被哑火。为何信号枪哑火？究竟何时应该拉响警报？
为防止灾难重演，我们要完整理解危机弱信号的特征，洞悉危机决策的法则。
首先，我们以新冠病毒疫情初期的四波信号为例，分析危机信号枪哑火的内在逻辑。接着，我们说明危机决策与常态决策的根本区别在于识别策略弱信号。最后，为提高危机识别能力，我们提出“阈值信号”是必须关注的一种策略弱信号。它尚未变成危机强信号，但是已经达到有专业定见的门槛（阈值）。“阈值信号”的概念和感知原则为危机决策提供了更好的实践方法。
四波信号
谈到警报延误，如果无视事前和事后区别，那会形成误导。因为完全无知而没有拉警报，这是认识局限性。它的责任不同于已经有系统信号却无视。
此次疫情到底属于哪一种？不少媒体的详细报道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素材。
《柳叶刀》医学杂志披露第一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在2019年12月1日。12月24日，广州微远基因公司收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样本。12月27日，微远基因口头报告异常的检测结果。湖北张继先医生上报可疑疫情。
这个阶段，医学界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仍属于不确定。虽然现象显著异常，可认知理解归类为无知状态（Unknown unknowns）。
无知状态下，信号基本为噪音，很难滤波成有意义的信号。一切信号皆为弱信号，专业调查是这个阶段的策略任务。
2019年12月29日～31日，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和华大基因书面和口头报告检验结果，医生发出微信提醒，武汉卫健委开始流行病调查。
它与上一个阶段的重大区别是，专业人士虽然没有完整的信息，但是已经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信号，知道那是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，即重要的未知现象（Known unknowns）。
不知道的现象，可能有严重冲击，并且有多渠道信号，这三个条件符合战略学家安索夫所定义的“策略弱信号”。
对于显示未知现象的策略弱信号，普通人没有识别和反应能力。但是，专业人士可以调动研究资源，用各种方法手段去测试重要假设，例如，病毒基因排序、来源、宿主、传染途径、病理等。
专家不是什么都知道，但他们可以通过提问和合适的方式寻找答案，将未知转化为已知。科学验证和控制预案同步进行是这个阶段的策略任务。
2020年1月1日～7日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获得新冠病毒全基因排序；上海复旦大学张永振团队反馈检验结果，报告基因序列信息；中国疾控中心研制出PCR检验试剂；中国香港启动紧急应变措施；武汉卫健委排除禽流感、SARS和MERS；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正式介入调查。
至此，弱信号过了未知的门槛，成为已知的专业定见，是必须采取干预行动的“阈值信号”。
在此，区别“建立假设”和“验证假设”两个阶段性任务很重要。从无知到未知，这是建立假设的过程，目标是提出能采取调查行动的问题；从未知走向已知，任务是验证假设。依据现有方法，验证假设，并阶段性启动干预预案。
在2020年1月7日到22日之间，专家可以得出新冠病毒有类似SARS的危害影响。然而，这种已经存在的系统认知被无视（Unknown knowns）。
到了1月23日武汉封城，关于疫情的医学认知成为广泛、普遍、已知的社会见解（Known knowns），已属于明显的强信号。
关注强信号，忽略弱信号，这是生物进化的通例，但也因此留下了陷阱。
对于断断续续的干扰信号，忽略是正常反应。随意拉响警报既不现实，也很危险。企业在诸如项目决策、规划决策等常态决策中往往更多关注的也是强信号。
然而，从复杂性、紧迫性、变化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来看，危机决策都面临着比常态决策更大的压力。
在危机决策中，因为反应时间紧迫、反应任务艰巨，我们无法等待事态变化的信号都完全清晰和明了之后再做决定，而只能从模模糊糊的弱信号开始，边想边做，边做边想。识别策略弱信号是危机决策的首要任务。
不是所有现象都能冠以策略。对组织有深远影响，并且涉及关键资源配置，这样的现象才配称为“策略性”。策略弱信号虽然雪泥鸿爪，草蛇灰线，但已经暗示未来，隐喻深远变化。
我们总结了它的五项特征，缩写为Un-CODE（Unknown, Capricious, Opaque, Dynamic, Emergent），既取其寓意 Uncodified，也便于记忆。
1. 无知（Unknown）
在成为系统强信号之前，策略弱信号总是保持一定的模糊未知成分。从无知、未知到已知，这个认知过程是它的第一项特征。例如，新冠病毒开始被称为“新型”，因为医学界没有既定的概念和认知。
2. 变化无常（Capricious）
策略弱信号的第二项特征是闪烁不定，变化无常。例如，新冠病毒的表现已经出现变异，已经有L型和S型，两者传染强度也不一样。再如，人工智能对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影响也是处于弱信号状态。它对商业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仍在频繁变化中。
3. 不透明（Opaque）
如果现象很难观察，不容易直接取得研究样本，要多方面去猜测属性，那么这个现象是不透明的。
例如，只有在解剖病患遗体之后，医生对新冠病毒破坏人体器官功能的程度和性质才有更清晰的了解。再如，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影响深远，但仍然难以透视。因为它涉及其他国家和企业，关系到跨国政治和文化，中国企业很难直接理解逆全球化现象的未来冲击。
4. 活跃性（Dynamic）
它指的是自身不稳定，容易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，并产生新的因素，或者容易催化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。以新冠病毒传染性为例，它既可能飞沫和接触传染，也可能以气溶胶形式传染，或通过宿主的排泄物传染。
商业上，互联网技术具有典型的活跃性。互联网技术进入商业市场后，它既能成为信息产品的一部分，也能改造商业模式，还可以独立成为服务业务。它同样体现新现象弱信号的活跃性。
5. 涌现（Emergent）
它指的是策略弱信号有阶段性系统属性。例如疫情危机，从隐患、触发、蔓延到大规模爆发，它的形成过程不仅是曲线型的，而且在每个阶段，危机现象的系统特征也不一样。以新冠病毒传播阶段性为例，开始是医学领域的问题，之后成为社会和政治问题，现在则朝着全球经济和社会心理问题演变。
管理领域，越是涉及多元和跨系统现象，“涌现”的特征越明显。互联网技术从工具变化为模式，进而成为工业生产的新本质，到了互联网+和物联网阶段，技术的互联网已经深植社会内部，成为社会和政治现象的一部分。
上述五项特征的前三项解释它为何表现是“弱信号”，因为变化、不透明和暂时缺乏对应知识。后两项说明它为何具有策略性，因为它活跃地与其他因素结合，并汇集成阶段性系统特征。
“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”。策略弱信号的五项特征给危机决策者提出无法规避的挑战。一方面，等到弱信号转变为人人能够识别的强信号再决策，改变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；另一方面，并不是所有弱信号都具有策略性质。误判弱信号，轻易拉警报，那也非专业作为。
经过长期研究，我们发现，介于策略弱信号和危机强信号之间，有六种指标性的信号。它们显示现象和趋势的势头和动能方向已经达到足以重视的门槛。这类达到专业门槛的策略弱信号，我们称之为“阈值信号”。即使是非专业人士，通过识别阈值信号，也能提高危机决策效果。因此，阈值信号有更普遍的实用价值。
危机决策者必须高度关注六种阈值信号，凭借初显的势头做出决策反应，这是高级判断能力的体现。
棒球运动就是一个典型。投球手投出的球既快又变化多端。优秀的击球手一定是根据刹那间的势头做出反应。看到球出手，已经没有反应时间。危机决策也一样，有阈值信号，就应该做出反应了！
1. 有“预兆”特征的阈值信号
例如，西方股市迷信圣诞前高潮。一旦没有出现，它就被当作危机预兆。预兆信号有社会心理的科学性，即人们广泛猜想的情绪有可能形成社会氛围，为行动提供社会心理的场效应。除了挑动人们异常的心理活动，相关的迹象还有调动记忆中不同经验的功能。即使人们的社会背景不一样，受被调动的记忆影响，人们得出大致相同的附会理解。
2. 发挥“因头”效果的阈值信号
因头好比是个借口，它本身与后来的事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，但可以开启一桩孕育很久的事件。例如，此次疫情为一些反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人士制造了一个因头，必须重视。又如，华为和中兴事件后，计算机行业的RISC-V协会总部准备迁往欧洲。它可以是宣传芯片产业中立化的好因头。这类弱信号很重要，因为它能够开启一桩新事情的合法性，让本来难以启动的事情突然有了机会。
3. 内含“枢纽”性质的阈值信号
如果弱信号暗示枢纽性质的传播或联系，必须高度重视，因为：（1）枢纽联系能促生网络效应，制造指数级增长；（2）枢纽特征的传播代表着改变市场交易通道的潜力，一旦形成，难以撼动；（3）它标志着一种获取资源的新工具，能够改变利益相关者之间政治力量的比例；（4）它能激发被边缘化的人参与建设新秩序。支付宝、“一带一路”等，均内含枢纽性质的秩序信号。
4. 插播“新视角”的阈值信号
“一念一世界”，动荡的危机环境下，视角极其容易带来观念改变，因为：（1）危机能大量释放形形色色的意见、看法、观点，它们代表着解释新现象不同的视角；（2）对于纷乱的新现象，人们本能地选择一个视角去感知和理解，然后才是理性总结和概括；（3）视角即事实，一个能够将碎片化的事件持续串联起来的视角非常有吸引力，人们会顺着新视角重新整理自己偏好的事实证据，并据此判断对错；（4）过去被忽视的人物、事件和价值维度，也因为新视角而突然清晰起来，对错标准变化后，人们的行为方式会改变。例如，斯诺登事件后，美国人对个人网上搜索的记录突然敏感起来。网上搜索不留痕迹，成为看待个人隐私的新视角。于是，像duckduckgo.com这样的搜索引擎突然爆红。
5. 体现“催化反应”的阈值信号
有着催化剂特征的事件可能导致新秩序。催化剂本身不参加反应，但能改变其他元素的排列组合。例如，手电筒光和激光，煤炭和钻石，它们之间成分一样，但因为排列组合不同，形成质的差异。
出现新催化反应的信号，旧系统可能产生新的排列组合，引发秩序性质变化。例如，区块链技术带来新催化反应效果。以它为底层设计的合约形式可以改变现有市场契约缔结形式，促生新商业交易形式。因为疫情，人们对非接触形式的交易陡然增加。区块链技术在促进非接触合约过程上的催化效果将更明显。
6. 标志“拐点”的阈值信号
拐点表明，社会活动的趋势有逆转的可能。它代表一个新历程的起点，一个转向相反方向的分水岭。标志拐点的信号比较容易理解。“颠覆性破坏技术”就是经典的拐点信号。它代表以技术为核心的商业模式的更替。
例如，人工智能在逻辑推理能力、数理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方面进入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，它对传统劳动力的全面颠覆尚未实现，但拐点已过，新的趋势已经形成。又如，这次疫情将是逆全球化的一次拐点。跨国企业在全球研发、生产、营销方面的模式将会出现结构性改变。反（传统）方向设计全球战略的思维已经成为定见。它会引发新兴国际化模式。
管理学家乔治·戴和保罗·休梅克借用眼睛结构说明，识别弱信号的能力在于感知边缘视野。
人眼负责边缘视野的玻璃体有1.2亿个细胞，而负责聚焦的圆锥晶体有600万个细胞。两者资源分配比例是20:1的关系，人眼可以在聚焦和边缘视野之间灵活切换。
组织可以向人眼结构学习，通过增加感知来源的种类、数量和形式，刻意关注新奇和反常之处，模仿专业人士感知现象的方法，用多元理论模型来解释同一现象，多动手做实验等方法，来提升我们感知边缘视野和识别策略弱信号的能力。
危机的本质是人的问题，特别是人的认知习性和局限性的问题。无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以为知道。有认知的盲点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要求被管理者屏蔽边缘视野，以至于盲点错误得到完美复制。
危机决策永远不完美。但是，通过培养边缘视野，识别策略弱信号，我们可以提高生存概率，避免灭顶之灾。
来源：商业评论（ID：shangyepinglun），本文内容有删节，原文《哑火的信号枪》刊登在《商业评论》2020年4月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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